[玉石雜談]淺析中國玉器藝術的發展及其內涵流變

gemlove  于 2019-9-16 10:54:31 |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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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美者有五德”,起源于原始社會的中國玉器,歷經朝代更迭,代代相傳。其發展經歷了祭祀祈福的階段、權利富貴象征的階段,最后走進千家萬戶。中國是世界上的產玉大國,因玉代表著美麗、富足和永恒,歷來被國人所喜愛。中國人對玉的喜愛與崇拜,促成了玉器藝術在中國的早熟與巨大成就。在中國悠久的文化藝術史上,玉器藝術一直是一個奇葩,閃耀著奪目的光彩。        玉,也稱玉石,在礦物學上分軟玉和硬玉兩大類。軟玉硬度較低,適合雕琢,制成的玉器豐富多樣,顏色有乳白、淡黃、淡綠、墨綠幾種。硬玉又稱翡翠,此名稱相傳來自鳥名,這種鳥的羽毛顏色鮮艷,雄鳥的羽毛星紅色,名翡鳥;雌鳥的羽毛呈綠色,名翠鳥,合稱“翡翠”。我國的玉礦分布廣泛,蘊量豐富。昆侖山——祁連山、東北——內蒙、秦嶺——天山阿爾泰山、陰山、喜馬拉雅山及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玉石資源的主要成礦帶。
        玉器是一種物質,但它的主體歸根結底仍屬于藝術創造,屬于精神財富。自玉器問世以后,它就和整個社會歷史的進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中國有著8000年的用玉歷史,3000年的玉器研究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尊玉、愛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靈物概念、特殊權力都根植于此。玉文化本身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有著無法估量的深遠影響。
         淺析中國玉器藝術的發展及其內涵流變,玩寶物
        中國是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內涵豐富而又深厚的禮玉文化,始終貫穿于民族文化發展的整個過程。
        早在8000年前裴李崗文化時期,業已出現隨葬鏟、斧、刀等石質生產工具,裴李崗文化的賈湖遺址出土了許多綠松石小型飾物和玉兵器等。在陜西南鄭龍崗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墓地中,曾發現24件斧、鏟、錛、鑿、鏃等形制的玉器,淅川下王崗遺址也出土了少量仰韶文化的玉環和玉石墜飾。這些玉器種類較雜,且與石質生產工具共出,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上,很可能只是把玉器作為較精美耐用的生產工具看待,并未賦予其特別含義。
        新石器時期,玉璇璣是這一時期龍山文化典型的玉器,此類玉器有何用途,到目前為止尚無定論。璇璣一詞初見于《尚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成了人們猜測“璇璣”功用的一種依據。據《賞玉與琢玉》一書載:“璇璣:器形如壁,外形等距順向外出3個、4個或6個尖角
        商周時期是我國古代玉器藝術的成長期,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性,首先是神權和禮儀特征,玉器在品種、數量、使用范圍上更加豐富,在祭祀、喪葬和禮儀的運用上更加規范。其次是商周時期生活實用玉器大量涌現,開拓了實用玉器的先河。再次裝飾器是商周玉器的大宗,這些裝飾品既有美觀作用,有些還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
        夏商周充分的繼承了原始時代的成果,然后在這個基礎之上,由于人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極大的提升,因此玉器的創作手法也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和改革。在玉器制作過程中,夏商周由于對于人類社會的崇拜,在玉器制作底部盡可能地夸大局部。這個時候的玉器特點不要求形狀非常類似,而是希望以一種類似于國畫寫意的手法突出玉器創作的神韻。
        在玉器制作的過程中,人們在此時表達的是一種更加真實和天然的玉器創作手法,也就是說主張以時代風格的崇尚自然、突出古樸和反饋物體的真實,采用流暢婉轉的韻律感,在三代的玉器制作過程中,采用更加具有觀賞性的和裝飾性的玉器設計特點,采用象征主義手法的特征,希望能夠自然界純真美感的特征。經過對于玉器的打造出協調統一的玉器制作風格。
        商代的玉器創作技藝有了更加明顯的發展,,在對于玉器線條的勾勒和勾器的雕刻方法學習和提升過程中,人們開始研究豐富的幾何學知識,這個時期的手工藝工匠希望能夠利用更加流暢的線條來體現玉器雕刻的美感具備厚重典雅的雕刻風格,比如說后代流傳千年的玉器陰線紋工藝技法玉器陰線紋工藝技法,這后期精雕勾勒法的設計前身,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服務的一種玉器創作手法和藝術特征的典型發展。
        周王朝是當時集玉器創作的大成,結合了古代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習俗,即祭祀活動,古代周王朝的玉器創作在這個時候相關的禮儀發展有了很密切的聯系。《周禮》中這樣說道:“以玉做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六器:即“鑒、琮、圭、璋、琥、璜”。“璧”為平圓形中間有孔的玉;“琮"為外邊八角,中間圓形的玉;“圭"為長條形,上尖下方,亦有平頭的玉璋為形狀如圭,兩頭帶尖,或有上端斜邊的玉“琥"為弧形,雕成虎形的玉,“璜"則為弧形,一般雕成龍形、魚形的玉。古人的方位順序為天、地、東、南、西、北,所以《周禮》中這樣規定:“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過去,春秋戰國常被人并列提及,但這是兩個有時間差異的時期,表現在玉作上,當然有工藝、紋飾差異。早期為陰線雙鉤細虺龍紋,稍后隱地浮起,為夾雜粗扭絲紋的寬線虺龍紋。再后虺龍紋縮化,隱藏衍變為以云紋、谷紋細小扭絲紋相雜的抽象虺龍紋,只具其意而失形最后甚至意也消失了。這時的紋飾還有云紋、谷紋.鱗紋、絢索紋、扭絲紋等。
        春秋玉器早期有一些圓雕作品,但整個時代以片狀器為多,早期多單面飾,晚期以雙面飾為大宗。
        這一時期玉器作為天子分封諸侯的信物,象征著冊封給予其統治某一地盤的合法政治權利,天子同時向被冊封的諸侯頒發瑞信玉圭,還包括其他玉器等,另外,諸侯國君也給本國乃至他國卿大夫賜命,其所賞賜的信物也包括玉器(命圭除外)。如齊靈公多次侵魯,魯襄公十八年,晉率諸侯伐齊。次年春,諸侯聯軍回到沂水,在督揚結盟曰“大毋侵小”。襄公設享禮招待晉六卿,并賜之三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儒家興起,儒家提倡君子如玉。在儒學重視美玉的背后,不難發現,儒學有意賦予美玉以深刻的內涵,特別是孔子關于玉有德的論述,更是將儒學與美玉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儒學借玉器為載體,實現了完美的闡述與道德說教。由此,玉器成為儒家思想傳承的介體,更成為儒學道德說教的完美利器。另一方面,玉器傳承儒學的同時,自身也得以良好發展,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自春秋后皆得以迅猛地發展。此外,儒學與玉器的聯姻,寄予了玉器以深刻的精神內涵與文化氣息,使得玉器成為君子之美德的象征,其意蘊亦變得十分豐富。
        因此,儒學的興衰緊密地影響著玉器的發展。實際上,通過儒家思想的重塑,玉器已經脫離了祭祀崇拜的神秘象征,成為人格化了的圣物。由此,“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禮記》。玉器在儒學的推崇之下成為社會之人爭相佩戴、擁有的對象。可以說,儒學對玉器寄予了深刻的精神意蘊,儒學對玉器的選擇,因其美質,稀有,意蘊深厚。
        玉器對儒學的傳承,有其思想深邃,溫文爾雅。孔子之后,儒學在諸多先賢的闡釋與推動之下,得以長足發展,特別是西漢時,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學得到了漢帝國執政者的推崇,上升為國家的政治哲學。
        東漢末,由于玄學的興起及統治者對儒的冷淡使其發展得以抑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則呈現了全面衰退的局面,受其影響,玉器的發展也變得緩慢。
        魏晉南北朝,隨著儒學的衰退,玉器的質與量亦呈現衰落的勢態,究其原因則不難發現,首先,玄學的興起,在用玉理念上嚴重的打擊了儒學的鼓吹。玄學主張空談性靈,訴求飄逸人生,儒學的循規蹈矩在它們看來似乎是一種迂腐。玄學對儒學的挑戰與打擊,導致了儒學的衰退,同時,在用于理念上,玄學“無”的理念直接影響著玉器的發展。其次,封建王權執政者對儒學的淡化,且禁止玉葬的頒布,也是其主要原因。最后,佛教與道教的興起,呈現出與儒學相爭之態,亦影響了玉器的發展。特別是道教信奉老莊之學,追求長生不老之術,玉器恰恰在此時被人們視為盤中餐,食玉成為一時之風氣。
        隋代結束了南北朝戰亂動蕩不安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統一的王朝。取而代之的唐代迎來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政治局面相對穩定,經濟發展也空前繁榮,對外交流在這個時期也逐漸頻繁起來。唐朝,尤其是盛唐時期,那種包容萬物的氣勢,不僅鑄造了燦爛輝煌、舉世矚目的唐文化,而且單從玉器的角度來看,也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特點。
        唐代玉器是在魏晉南北朝玉器大衰落和隋代時略有發展并有一定復蘇和變化后開始的。由于唐帝國大統一、經濟從復興至昌盛、東西文化密切往來等原因,它除所用玉料和制作方法與戰國秦漢相似外,其他方面則面目全非,其變化之大就如同一個重病人作徹底的脫胎換骨式的治療一樣,不僅保全了性命,而且煥發了青春。
        唐代玉器的品種式樣幾乎是全新的,即使名稱仍如前期,但形式也是各不相同,作用也較單純,多數與實用和佩戴有關。漢魏時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禮器和盛極一時的葬玉幾已消失。所見者主要有作佩飾用的玉簪(或玉簪頭),玉梳(或玉梳背),玉鐲、玉帶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實用的玉杯等實用器具。
        中國玉器發展至宋代又進入了一個燦爛的階段。它以中國傳統紋飾和自然寫實為主,更加細致地觀察生活,捕捉生活中美的情趣,描寫生活中美的動態。此時的藝術作品,沒有過分的矯揉造作,比較接近現實。同時也比較講究細膩純潔、意境高雅的文人格調,給人一種清新舒暢、自然恬靜的含蓄美。擺脫了禮制的束縛,完成了向世俗化、生活日用化的轉型,與當時的繪畫、雕塑工藝同步發展。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
        兩宋玉器制作規模擴大,在皇宮里設制玉作所,民間出現大量玉器作坊(賣金器、玉器等純粹裝飾用品),使玉器從官廷內院走入民間。宋代玉禮器大減,雕刻玉器以人為本,以人為用。玩味盛濃,民俗味道增加,工藝寫實,貼近自然。宋代肖生玉中禽鳥、魚、走獸,種類繁多,比較善用動植物組合在一起,相互襯托的圖案。如動物口多是銜靈芝瑞草,飛禽游戲于池塘、花間。魚類、走善類也常用水藻、荷葉、花、山石、樹木等場景點綴。這些品種,看來都是經過-番思考后再依理施工的,所以器物雕琢沒有半點粗制濫造的跡象。
        玉器發展到金元時期,題材與風格均發生了明顯的創新與轉變。在繼承宋遼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較多的融入了本民族生活與文化的典型特征,體現了中原傳統文化和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相互滲透,反映了金元民族對傳統文化的吸收、借鑒與傳承、發揚,以及民族融合與一統。
        金元玉器在題材上除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常用題材外,較多的體現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性和宗教信仰;在風格上,既強化了北方民族粗獷豪邁、自由奔放的鮮明特征外,亦不失中原傳統文化的細膩典雅和精致唯美。
        元代玉器在藝術表現手法方面,變化不甚明顯。但與宋代玉器纖細秀麗的風格迥然不同,元代玉器比較講究作品的氣韻和粗放性,不求具體描繪,不講究細部的刻畫,頗具元人健壯豪邁的氣魄。元代墓葬出土玉器相對較少,傳世玉器相對較多,部分繼承了遼金玉器的內容風格和題材,依然崇尚富有野味的圖紋意趣,器型主要有桃形杯,玉帶鉤、玉佩飾、玉帶板、玉押印、玉瓶等。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文化發展更加趨于保守。而明清代文人處于自愿或被迫的學術追求和豐富多姿的文化情趣,文人更是把國破家亡的哀思和悲憤行于作品中。文人們面對歷史的興亡交替,心中交織著一種破敗感、失落感、憂患感。
        隨著清朝的政權逐漸穩固,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文、挾以武力的文化政策,強化了士儒的思想鉗制,嚴密控制學校、文人的思想,不惜濫殺無辜,強制推行一套極端專制的文教政策。
        因此明清時期的玉器較為注重技巧,而非神韻。玉器發展已經從五代十國、宋、元時期講究神韻,有一定的迷信思想體現,轉變到精雕細琢、以材定型,以型喻美,通過玉器材料的特點來追求玉的特有之美,體現吉祥如意,如清慈禧太后非常喜歡的翡翠西瓜,就是從選材入手,突出玉器的創意,借助玉石材質的特點呈現出栩栩如生的西瓜。
        慈禧之所以喜愛翡翠西瓜。一方面是其材質的精妙絕倫,另一方面翡翠西瓜放在室內也呈現出一種吉祥如意的意境,試想那個時代冬天是不會有西瓜的,在慈禧的居室內放上栩栩如生的翡翠西瓜,給人是一種清新典雅和富貴吉祥的感覺。
        因此,中國古代玉石文化發展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玉文化也有一定的特征表現,這主要體現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玉的人格化以及君子如玉。
        中國古代士大夫一直有佩玉的傳統習慣,古人尤其是讀書人將玉看做是君子的象征。著主要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思想一直將玉比作君子,認為君子應當和潔白無瑕的美玉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絕世而獨立,不管外界的環境如何,都保持自己純凈的品質。《孔子家語》中也講到:“子貢問孔子日:‘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歟?’孔子說:
        第一,玉,質地溫潤,可嘆之“仁"。第二,不易折斷,可贊之“義"。第三,佩掛起來整齊肅然,可悅之“禮。第四,敲擊時聲音舒揚致遠,可謂之“樂"。第五,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服其“忠"。君子皆珍愛之,可謂之“道"。這些美德皆是君子準則,也揭示了玉器與其相符的原因。
        第二,玉器等級化,成為身份、地位、財富的象征,同時,玉器禮儀化,作為國家禮化功用的體現。
        春秋戰國,各個階層等級森嚴,絕不可以僭越,佩玉分等級而來。到唐宋時代,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員和品級的人物才能佩戴玉器,而到了明清時代,則只有親王和一品大員才可佩玉。這里,我們又可以知道,對玉器的佩戴和限制是隨著君權專制的加強而逐步壟斷,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個階層相應佩玉,到唐宋時期的高官佩玉,再到明清時期的親王大員對佩玉權利的壟斷,我們也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社會君權專制的逐步強化到最后的乾綱獨斷。
        因此,玉器也由最初君子的象征而逐步變為權利和身份貴賤的象征。從側面我們也可以知道,統治階級抬高玉的地位也反映出儒家的地位逐步升高,漢代漢武帝排除其他,獨尊儒術,儒家的地位較之前有很大的提高,南宋朱嘉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并為其作注,從此儒家的地位更是達到高峰,此舉影響了明清兩代近六百年之久。也正是因為儒家地位大幅度提高,所以作為儒家文化符號代表的玉,也自然逐步變為少數上層貴族的壟斷。
        第三,玉器世俗化,是吉祥的象征。
        除了在統治集團內部,玉器在民間的影響也很大,人們把玉看成是至尊之物,比如在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中,統領天下的各路神仙和首領的名字,很多都被冠以“玉”。諸如“玉皇”、“玉帝”等。
        “玉必有意、意必吉祥”,隨著玉器文化的大眾化,玉器漸浙融入了民間的生活和習俗。商周時只有貴族佩戴玉飾,取平安吉祥之意,待傳至民間,老百姓賦予了玉器更多的內涵。漢唐以來,玉作為配飾物已成風氣,而且更加形狀多樣,精致兼輕巧,并雕有各種吉語,如明代玉佩上常刻文“龍鳳星祥”、“喜報三元”、“三洋開泰"、“喜上眉梢”、“馬上封侯”、“官上加官”、“長命百歲”、“松鶴延年”、“魚躍龍門”、“福壽雙全”等等。這種吉祥圖案的玉佩玉飾,直接表現了老百姓祈求招財進寶,長壽福祿的美好愿望。另外,老百姓亦堅信,玉有驅邪避兇的功用。
        因此,玉是中華民族文明的載體之一,其功用側重于器,并集文化、藝術為一體,是社會生活中的寵物,是中華民族留給當今世界極為寶貴的文化奇觀和藝術珍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玉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元素,并圍繞它,形成了極富內涵、沉淀深厚的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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